第八章“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颇有一些人对委员会不屑一顾，嘲笑它是Kleenex纸巾委员会，因为证人在公开听证会上常常痛哭流涕。还有些人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失败，他们傲慢地质问委员会究竟成就了什么和解，揭露了什么真相。他们挖苦我们，说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些哗众取宠、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如果我们问这些讽刺家他们自己为促进和解有何作为的话，往往只能听到他们嘟嘟囔囔为自己辩解。他们好像忘了，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没有不进行报复以及南非人应努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或派性冲突的新国家这一过渡协议，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在这里高谈阔论的一天。我们是多么迅速又是多么容易就认为一切理所当然啊。南非的很多白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得到和解和宽恕，而无须出半点力去帮助这一关键而艰难的进程。（这是笼统地讲，当然任何笼统的说法都会忽视了那些甚至在种族隔离压迫最为深重的黑暗岁月里也坚持正义的出色白人。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遭受到白人同胞的敌视。他们被排斥，甚至常常被拘捕、折磨，遭受了在这个国家所有敢于站出来逆潮流而动和被诅咒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我们斗争的贡献无可限量、不可或缺，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尽管如此，我必须沉痛地指出，许多白人都过快且过于轻率地忘记了，我们国家的确处在灾难的边缘，完全可能陷入吞噬了诸如波斯尼亚、中东和北爱尔兰这些地方的那种屠杀和动乱。我们应该感激涕零，因为我们的局面完全不同，我们的总统是宽容与和解的国际偶像，我们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人追随着他。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尽管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但仍愿意宽恕罪人的黑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能够在白人中激发同样的宽容精神。这些就是诋毁我们的人，他们不完全是但大部分是白人。如果真的问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回答是我们受命全面展现在我们负责调查的34年中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行为。委员会应该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必须强调，其任务是促进而非实现这些目标。它应该对一项本应为全国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可能是显著的战略性贡献。每一个南非人都有责任认识到，这不是一项我们可以漠不关心的事业。它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每个南非人都有义务为此作出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进程。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关系到我们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人的存亡，因为没有宽容，没有和解，我们就没有未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问委员会成就了什么，为时尚早。但在我们开展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前一章列举的和解与宽容的事例，并非仅有的成就。我们发现，许多来到委员会的人事后都认为，陈述自身经历本身，就让他们得到了解脱，感到了宽慰。接受和承认他们的确曾深受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畅快的良药。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委员会就不枉存在。很多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样的感受，这使我们不由地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发泄愤怒、解脱负担的机会。在第二章中，我讲述了科拉多克四人帮之一马修·格尼维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嫂子恩亚梅克在委员会作证后，他们全家感到如释重负。根据乌班图之道，她的经历等于他的经历，因为乌班图说他们所有格尼维家族的人都是一体的。他们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中相互关联，一个人的经历就是所有人的经历。恩亚梅克意思是“忍耐的人”、“耐心的人”。恩亚梅克·格尼维作证时，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全家听到地方法官对其丈夫之死进行的第一次质询结果时，是何等失望。他们被告知，他和其他同志被不明身份的人所杀，而实际上安全部队的介入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我们一家人努力使第一次质询公开进行，而他们［国家］却只希望事情秘密进行，尽快处理。我们通过律师进行了反抗，最终事情稍微公开了一点。但是……这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然后，我们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漫长的质询，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我想我们当时也抱着很高的期望。我记得当听到调查结果时，我们是多么的失望。我不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到委员会来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之所以［对到委员会来］迟疑不决，就是不知道这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得到的消息很少。但现在来了之后，我在别人的经历面前感到惭愧。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很高兴我来了。人们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公开展露后找到的那种感觉，让我们感叹不已。我不能自称自己预见到，所有到委员会来的人，在讲述其悲惨遭遇后都会感到宽慰和复原。尽管作为牧师我应该稍许了解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但我不是专业心理学家。聆听人们敞开心扉，在讲述中恢复完整的自我，是难得的荣幸。我感谢上帝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了安全和温暖的气氛，使人们可以尽情地倾诉。卢卡斯·斯克维培里这个年轻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臭名昭著的开普敦警官H.C.J.“巴里”·巴纳德朝他的脸部开枪，致使他双目失明。然后他说：我觉得……到这里讲述我的经历，就好像让我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我觉得一直让我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我不能讲述我的故事。但是现在……来到这里，讲述我的故事，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参加这一进程的殊荣，足以抵消很多人表现出的尖刻。这些人拒这一进程于门外，使自己失去了难得的获益机会。最为艰苦的听证会之一，是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9天的马拉松式调查。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就是这样熬人的听证会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由于受害者的陈述，也鉴于法庭对其绑架和伤害行为的判决，委员会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第29条传她到场。这条规定是我们可以传唤证人进行调查。在通常情况下，调查会秘密进行，但由于她的坚持，听证会公开进行，意图是让她能够回应所有对她的猜疑、指责和影射。无可否认，她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不寻常的女子。当丈夫被判终身监禁关在大牢时，种族隔离制度用尽一切手段对她进行骚扰，企图摧毁她的意志。她曾被拘留，被警察监视，甚至被从索韦托赶到了离自由州近英里的布兰德堡，被迫与操塞索托语的人们一起生活，而当时她并不懂当地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的精神崩溃，让她与人民隔绝。她成了被遗弃的人，成了自费的囚犯。她被禁止参加集会，即不能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接触。在通常为期5年的管制期间，未经准许，她不得擅离指定的司法区域。她不能去影院、教堂，不能野餐。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不能参加家人的婚礼或葬礼，即使申请也常常被驳回。一个被管制的人不能与另一个被管制的人联络，没有部长的批准，言论不得被引述。无论平常还是周末，从晚6点到早6点必须闭门不出，名副其实地惨淡度日。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未经适当程序的情况下就被管制起来。部长既是公诉人也是法官，既然不知道管制的理由和根据何在，也就无法提起上诉。这一切毫无法治可言，而对西方宣传的理由则是必须这样才能打击共产主义。实际上许多此类犯法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温妮·曼德拉非同一般。她具有超群的个人魅力，在受管制前曾是极有号召力的演说家。当我们的大部分领袖要么流放要么坐牢时，她在集合群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对反种族主义斗争功不可没。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完全懂得如何让所谓的普通人激扬起来。当他们痛苦时，她会出现在他们中间。政治领袖争取大众支持时，她鞍前马后地奔忙。即使现在因绑架赛伊佩伊而名誉扫地，她也仍然具备东山再起的实力。非国大基层党员对她的支持始终是稳固的，到年又开始增强。她在布兰德堡时，我曾去看望她，为她带去圣餐，在我的车里一起享用。远处的山坡上，安全警察坐在车里严密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周末她不能走出庭院，于是我们常常一个在篱笆这边、一个在篱笆那边享用圣餐。我常常想，我们的国家在世人面前装扮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且不论其中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在这样的状态下享用圣餐。把她赶到布兰德堡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她很快开始身体力行地启发这个质朴乡村的人们的觉悟。布兰德堡是一个灰蒙蒙的贫民小镇。她种了一块草坪，辟了一个菜园，很快一个个小菜园和巴掌大的小草坪开始在布兰德堡出现。她开办了一个诊所和图书馆，阿非利卡人开始要求当局把她迁走，说她是个煽动者，自从她来了之后，本地人就不那么守规矩了。人们仰慕她，热爱她。她不是个可以小瞧的人物，我觉得她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她自信但不傲慢。我非常喜欢她，她的两个女儿亲热地叫我“叔叔”。她是海外抵抗运动，特别是旅美非洲人的宠儿，被人们称为“国母”。种族隔离当局对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到一条人生哲理，我们最好还是夹起尾巴做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宽以待人，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人的处境。我并不是要一笔勾销曼德拉夫人对那些可怕事件或可能参与的行动的责任，更不是要纵容这种行为。然而，她的确在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在同样的压力下就不会屈服。的确有人挺过来了，但这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都以不同的独特方式作出自己的反应。进行为期9天听证会的唯此一人。可以想见，如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一个阿非利卡人，会引起怎样的抱怨和轩然大波。有些总是另有图谋的人声称，这样做正逢非国大领导层求之不得让她难堪、以削弱她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时候。委员会希望进行秘密听证这一点，就足以驳斥这种指责。我们决意了解这个不凡的人物，了解她对违反人权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是她自己坚持进行公开听证，并招致公开宣传的。年11月，约翰内斯堡西郊的梅费尔加强了戒备。媒体全副武装蜂拥而至，而身着优雅时装的曼德拉夫人也没让众人失望。她的众多支持者也到了场，其中有尽情歌舞的年轻人，也有不苟言笑、身着显眼制服的非国大妇女联盟的大嫂们前来声援她们的主席。这些女士一度把声援的标语挂到了会场里，我不得不出面制止，指出这是蔑视听证会的行为。尽管听证不同于法庭审判，但许多法庭的规矩是保留的。（例如作伪证的证人可以像在法庭作伪证一样被判刑。）律师小组代表与事件相关的人参加了听证。我们阻止了交叉讯问，让他们感到有点不快，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追究事实、定罪量刑的法庭。我们的目的是尽量揭示真相，但又必须不断提醒人们听证结束不会作出无辜还是有罪的判决。委员会将在最终的总报告中，宣布违反人权事件的责任所在。曼德拉夫人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顾地指为“荒唐”和“可笑”。她几乎不动声色。可能唯一让她有所触动的，就是维尼主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在直接向乔伊斯·赛伊佩伊太太为没有更多地保护她的儿子表示歉意后，这位被她无故诬蔑为虐待儿童的主教对她说：我们曾在我的住所见过面，你可以想见，我对你的感觉非常复杂。我渴望我们能够和解。你关于我的有些言论，非常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伤害了我，让我无比心痛。我不得不专门找个地方学会如何宽恕你。当然，你可能不需要宽恕，或者认为我原本就该宽恕你。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相信上帝深爱的人民，我努力寻求着与你和解的方式。因此，我才坐在你面前跟你说这番话。听证结束时，委员会休会，研究对曼德拉夫人及其足球俱乐部的调查结果，并写进了年公布的《报告》中。但是在这之前，我满怀热诚地向她提出请求。首先，我向听证会讲述了我们两家的关系：我只想说，我们和曼德拉一家关系非常紧密。我们住在有时被称为贝弗利山［索韦托的西奥兰多］的同一条街上。我们的孩子在斯威士兰上同一所学校……曼德拉夫人是我的一个孙子的教母，那孩子是在曼德拉被释放后的那个礼拜日受洗礼的。我谈到我到布兰德堡的探访，并把她称为自由的象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为斗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她那打不垮的意志。为摧毁她的意志，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她激励着无数的人，对斗争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她是她丈夫最合适的代表。接着，我向曼德拉夫人发出呼吁，重申了听证会的目的，讲述了我对一些著名领袖人物的表现的喜忧参半的感受。这些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了他们为阻止足球俱乐部的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和努力。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制度，要让新道德、原则、真诚和责任成为日常准则。我们之所以说犯罪、家庭暴力、无视环境、腐败、自私存在和盛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道德秩序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治疗这一切的抗生素。有些人痛不欲生，但也为在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而欢欣鼓舞。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斗争的著名领袖的表现。他们道德的败坏，令人震惊不已。当然也有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外，比如阿扎尔·卡查利亚、墨菲·莫罗贝，两位循道宗主教，西尼·穆法马蒂［现任负责警察部门的内阁部长］……我们必须要证明，新制度有质的不同，有本质上不同的新道德。我们必须站起来维护善、真和爱，而不是向强权低头。然后，我开始我的呼吁：我承认曼德拉夫人在我们斗争历史中的作用，但也必须说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无法预见——我们只能说，我为仁慈的上帝而活。的确出了问题，以致许多领导人必须介入这一问题的解决。［年］……看到温妮和丈夫从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手挽手走出来，看到他们在他获释后的那天走在主教廷，真是好极了。［年，当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迫使教会和公民领袖采取行动时］我是被邀请来与你对话的教会领袖之一。……我来和你会谈时，你不能见我们，因而无法会谈。你说，你在学习……当时我要跟你说的，也是我现在想要对你说的。我深深地爱着你，爱着你的家人，我是以这样的身份对你讲话的。当时我会对你说，我们举行一个公开会议，让你在会上站起来说，出了问题，的确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欢迎你的。我仍然欢迎你，因为我爱你，而且爱得很深。如果你能说出出了问题，说出“我很抱歉。我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中起的作用道歉”，会有很多人愿意欢迎你。我相信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人。很多人都会抱着原谅你、欢迎你的急切心情，冲到你的面前。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还没有就发生的问题调查出任何结果。我是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在讲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不知道如果你说出“对不起，出了问题，原谅我”，你将会更加伟大的。我求你了。曼德拉夫人回应道：非常感谢你充满智慧的一番话。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你作为神父的一面，希望这一面没有改变。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阿布巴卡·］阿斯瓦特博士[1]我是多么的抱歉，告诉斯登皮埃的母亲我是多么的抱歉。几年前当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向她道过歉。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话说到这里，我宣布休会。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冷不热的请求，但即使对半心半意的宽恕请求，我们也不能表示不屑。说出“我很抱歉”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最难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间，我都觉得很难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见在电视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说出这几个字，又是多么艰难。先知以赛亚说上帝的奴仆非常温顺，甚至不会吹灭一个火星。我想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开道歉，对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来说，这的确非同一般。在听证过程中，媒体拍下了她和赛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说这是委员会有意安排的，因为促成这两个人之间的和解，会大大提升委员会的威望。但实际上，这是赛伊佩伊太太主动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了不起的人。我的同事、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雅思明·苏卡，向南非广播公司电台记者介绍了公众，特别是白人对我的呼吁的反应。我认为有些人误解了他的举动，以为他是在给她找台阶下。但我认为事情本该如此，本来就该说：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此负责。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感人，可以说是委员会的一个闪光之处。我没时间考虑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驳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满怀热诚的请求很可能被置若罔闻。幸亏她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飞机到开普敦赶赴另一个紧急会议。说得轻一点，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警察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主动努力求得宽恕会得到什么结果。年12月，布特莱齐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和与非国大结盟的联合民主阵线打得不可开交。警察上校布赖恩·米歇尔命令一群临时警察向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开枪。这些警察被戏称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语中意为“速成”），因为他们只经过初级训练就被拉出来对付人民了。他们往往纪律涣散，有时酒气熏天就上班了。他们的装备是霰弹枪。城里的青年跟他们捣乱，他们和其他警察一样，被蔑视为走狗。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对“制度”的反对者心慈手软。但这一次，他们听错了命令，攻错了目标。他们没有袭击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反而枪杀了托拉斯·费得农场11个守夜的妇女和孩子，使这个不问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伤之中。米歇尔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监禁。在听证会上，他请求得到被他伤害的人们的宽恕。我只能请求直接或间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响的人们……考虑宽恕我……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托拉斯·费得农场的人们说他们可以宽恕他，但他必须积极参与到被他毁掉的社区的重建中来。米歇尔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要求委员会安排他访问农场。事情很可能出问题。会议一开始紧张而艰难，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农场的人自然抱着敌意。他迟疑了一下，开始对人们讲话：我想感谢你们允许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到目前为止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有人告诫我今天不要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我得知许多在年离开这个地区的人还不能重返家园。我认为，必须想办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必须实现这个地区分歧严重的各政党之间的和解。气氛开始变化，开始缓和。有一两个受害人还不大情愿宽恕他，但大部分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等他离开时，已经是亲热地向他挥手告别了。这一出紧张而轻松的会面上了电视，并在南非广为报道。这对暴力和动乱不断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肯定，这件事也会鼓励其他人走上化敌为友这条虽然艰辛但最终回报丰厚的道路。米歇尔因为参与秘密策动政治团体间的争斗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他很长时间见不到儿子。我赞赏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帮助受害人实际行动的意愿。或许这样的赔偿应该成为准予大赦的条件之一。这样，所谓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贫困痛苦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了。另一个故事同样表明，在其他方式失败的情况下，委员会是可以揭出真相的。年8月31日凌晨，炸弹爆炸的巨响震撼了约翰内斯堡的科特索大厦，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所在地被夷为平地。无人重伤，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守夜人从电梯上被抛下来，也只受了轻伤。对面老人公寓的窗户被爆炸的冲击力炸得粉碎，像飞弹一样散射出去，但住户都逃了出来，没有重伤员。科特索大厦前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火车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贩往来叫卖，一片热闹。到我前去观看现场时，见到大厦门厅中一幅耶稣护卫一座城市的挂毯在一片狼藉中丝毫无损。这或许就昭示着真与善终将取胜。我与大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厦正是在我担任教会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德国教会的慷慨支持下买下来的。我作为南部非洲都主教，赶乘能够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飞机从开普敦飞到出事地点，对理事会及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作人员表示声援。我和当时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巡视现场时，对他开玩笑说，我交给你一座宏伟大厦，你怎么能让它遭到如此下场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即使没有符合庭审要求的证据，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又一肮脏伎俩。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政府宣传机器随后的报道。当时的法制及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国大应对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负责。当时非国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动辄被称为受到“共产主义煽动”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胆量指名道姓地说出警察当局声称的幕后策划者。一个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被关了6个月。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那些野蛮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动，为的是要推翻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让本地人循规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数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为能够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门感到自豪。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会有同感。只有心怀慈悲，才能放弃一个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特权、优惠和好处的制度。我总是对那些反对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制度的南非白人钦佩不已。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和南非恐怕永远无法了解科特索大厦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疮疤，整个世界会继续认为非国大是罪魁祸首，当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对一个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常常被称为“穿教袍的非国大”并被指责为非国大恐怖主义挡箭牌的组织，非国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政府有时声称教会理事会是非国大的补给站，楼里藏着非国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许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他们就不问一句：既然警察证据在握，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厦，向世界揭露教会理事会，让他们永远失去作为以和平方式促进变革的组织的名声呢？（果真如此，几乎所有海外教会和政府都会抛弃南非教会理事会，视其为耻辱，理事会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资金后盾。）但是，政府说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不想问那些难堪的问题——大树底下好乘凉，何必把大树砍倒呢？后来，曾向媒体断言非国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请中披露了事实真相。正如他明确宣布的那样，这一恐怖行动实际是他手下的部门所为。本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惩治恐怖分子的警官们，竟亲手制造了严重的城市恐怖事件。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道德败坏，不得不靠如此邪恶的手段苟延残喘。这也是为什么警察部门无法解决我国历史上许多悬案的原因。是谁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谁把“培伯克三人组”残忍地引向死亡？是谁杀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帮”？又是谁炸毁了南非工会总部大楼和罗马天主教总部？警察部门无法破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图用谎言蒙骗公众。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种族隔离政府的维护者所称是个别“坏家伙”所为。这是种族隔离企图破坏法制、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这个制度毫无正义可言，已经烂透了。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声称此事件不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而不属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事件中无人伤亡，恰是罪犯们的大幸。执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诉委员会，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扰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杀勿论。政府颠覆其本应尽职维护和保卫的法律，是无论如何不能为人接受的。值得称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请大赦后，就恶毒诬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尽管什么都无法补偿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为这一暴行所造成的伤害成功地将政府送上了法庭。契卡尼博士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经受住了炸弹袭击、牢狱的酷刑和对他的叛国罪审判。一天，在去纳米比亚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复了，但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在他换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他几乎忘了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国几乎死在餐桌旁。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有个学者正在研究毒药。结果发现，他吸收了喷洒在衣服上的有机毒药。大部分人都怀疑，这是政府为保住政权玩弄死亡游戏的又一例证，这一次是暗杀反对派。如果没有大赦进程，我们还得继续愤怒和怀疑下去，继续为不能找到确凿证据印证我们的猜测而懊恼不已。现在真相大白了，因为委员会在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学及生物战计划，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这些公开会议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对公开听证表示不快，担心公开揭露某些秘密计划，会置其于违反它所签署的不扩散条约的境地。我们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当政府力图对听证加以限制时，我裁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培养一种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新文化，但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消息泄露出去。我们很快搞清了，与种族隔离政府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其化学和生物战计划并非仅仅用于防卫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令我胆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学、严谨、冷静。在此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许多事实细节。但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人们，在设计这些攻击性计划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们背弃科学，为邪恶服务。参与初步调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值得称道，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解析复杂的科学公式，同样值得褒奖。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给某些人群带去疾病，损害其健康。霍乱、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学毒药及镇静剂、摇头丸等（用于集体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产，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项目。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开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滥，这究竟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还是和化学与生物战计划存心破坏这些社区的风化有关呢？一切都显得有点离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情节。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伞、改锥和其他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东西。但是，利用科学对付无辜的人们，让我不由得想到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对我来说，化学与生物战计划是种族隔离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维护者会尽一切努力垂死挣扎，但从没想到他们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计划的领头人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乌特·巴森医生，媒体称之为“死亡医生”。当不得不来到委员会时，他表现得颇为冷漠，和我们捉着迷藏，称他已经受到刑事起诉，为我们作证可能会让自己罪责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证词。他的举动带着挑衅，出席听证时，他穿的是曼德拉总统喜爱的那种色彩鲜艳的“马蒂巴”上衣。该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对计划谋害的目标反而成了幸事。几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动也揭开了盖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脚，内裤被浸上毒药，但浸得不够。可见，执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称职，让他捡了条命。据说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找到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细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科学家沙尔克·范·伦斯伯格医生是证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说：曾有计划用不留痕迹的重金属毒药铊掺入曼德拉总统在普尔斯莫［监狱］使用的药品。曼德拉释放后，我在和［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伊梅尔曼谈话时……他很肯定地说纳尔逊·曼德拉的大脑功能肯定会逐渐受到损害。感谢上帝，他们都未能尽职。我们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德拉这样一个宽容与和解的热情倡导者。年6月14日，即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我应邀到比勒陀利亚林伍德一个白人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布道。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员的教区。教堂里要人云集，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入虎穴。直到最近，白人的荷兰新教教会一直坚定地支持种族隔离。它为种族隔离提供神学依据，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义主张种族的隔离。他们利用巴别塔、人们被分散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沟通以及“含”（Ham）的咒语（他的子孙后代被诅咒永远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让本地人循规蹈矩。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来解释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这完全忽视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录的第一个基督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看来这是对巴别塔的彻底扭转。大部分教会都谴责种族隔离为异端邪说，而荷兰新教教会却骚扰那些反对其立场的人，并宣布其为异教徒，其中就有继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贝叶尔·纳武德博士这样的出色人物。但是，这个长期从神学上坚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终于放弃了这一立场。它把过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证人请到了宗教大会上，并公开为教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贝叶尔·纳武德这样的上帝的忠实维护者恢复了名誉，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自己所在的圣公会在其教义、宗教大会及大会的决议中，一向反对种族隔离，但它却是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南非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很难有非种族主义的教区，但圣公会却迟迟不肯承认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许多白人教民拒绝和家庭帮工一起领圣餐，但就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教会建立一个多世纪后，才在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让教会根据种族给牧师发放津贴，但实际上白人牧师比黑人牧师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们圣公会的人和荷兰新教教会相比，也没什么好自得的。为比勒陀利亚之行做准备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那里的许多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都视我为恶魔，称不上是基督徒。他们怀疑，我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追杀阿非利卡人。然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教堂里挤满了人，音乐美妙极了。一群孩子手持蜡烛，列队走进来。我讲的经文是《罗马书》5:8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进行的唯一布道，就是上帝是以慈悲的心怀无偿地爱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取悦上帝以换取他对我们的爱。接着我说，阿非利卡人认为他们在南非的政治、社会和社区生活中，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做统治一切的人上人，要么做卑躬屈膝的人下人，任人践踏。我说，现在还有激动人心的第三种选择，即热诚地欢迎新制度，用他们掌握的巨大财力、技能和经验，帮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会新秩序。我告诉他们，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揭示出的一切是多么让我心痛。我祈祷，在白人中间，特别是在阿非利卡人中间，能够出现领袖人物，帮助我们正视这一切，并且明确道歉，而不要自作聪明，虚情假意地让道歉成为空话。这是一个惊人的时刻。人群中有几个人在啜泣，奥奇·鲁本海默牧师走上讲台，和我站在一起。他的双眼噙满泪水，忍不住在低声哭泣。他说，他担任随军牧师30年，从不知道有这种事在计划中或已经发生。他哽咽着请求我的宽恕。我们在讲台上拥抱在一起，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上帝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就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而这就是其中不凡的一件。这件事能在比勒陀利亚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中发生，就显得更加非同寻常。这就如同美国南部的白人牧师在黑人牧师布道的教堂里，为隔离黑鬼而赔礼道歉；又如同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到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赔礼道歉一般。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确充满了希望。只有最为冷酷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这个例子，再次显示了上帝通过委员会实现的非同寻常的和解。在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中，我们在开普敦附近的帕尔举行过一次听证。当时最重要、最感人的，莫过于荷兰新教教会主要神学院所在地斯泰伦勃斯的白人长老会发表的讲话。他们坦言没有遵从耶稣基督福音书中的要求和戒律，这是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忏悔。长老会对自己与非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沆瀣一气，而不是和穷人、下层人及被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并未含糊其辞。在往往是自我狡辩的氛围里，这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在帕尔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展示种族主义历史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大时刻。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征兵的，展品之一是士兵华莱士·麦克格莱格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使用过的军服和武器。他出生在阿非利卡人家。他母亲安娜玛丽还不能接受儿子已战死边境的事实。在书面陈述中，她对我们说：我被告知，我的儿子在［纳米比亚北部］离奥沙卡提几公里的地方被杀。他被裹在厚厚的密封塑料袋里运回了家。我们接到命令，不得打开塑料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儿子四肢还完整。他叔叔双手摸遍了塑料袋，确认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听说的……我知道这是军事法律。即使孩子躺在那里死了，也不能再看他一眼。给华莱士下葬的那天，他的棺材也没有打开。我最后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10年前了，而为他安葬也已经9年，但我仍在挣扎着完成对华莱士的悼念。有时我怀疑装在塑料袋里的究竟是不是他。如果我没能亲眼看着他离开，我如何能在心中让他安息呢？当我失去我深深爱着的母亲时，我看到了她，触摸到了她，因而能够与她分离，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在华莱士身上，却有那么多没有解开的疑问。我痛苦挣扎着，我想知道他究竟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有谁和他在一起？有没有人曾试图帮他保住性命？是哪位医生救治他的？我从未得到问这些问题的机会，也没有人对我儿子的死给我任何解释……我有时仿佛看到华莱士就在大街上。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次，我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他。其实只是个像他的人而已。在儿子死亡和诞辰纪念日上，我尤其感到痛苦。1月份，他就应该是30岁了。我把他的所有照片都保存在相册中，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可是当许多事情仍是悬念的时候，这样做是很难的。委员会安排麦克格莱格一家和曾与他们的儿子一起行动的人见了面。他描述了华莱士死时的情景，安娜玛丽·麦克格莱格太太一直低声念叨着：“Hyisrerig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实确凿无疑了，她似乎就能够接受这一灾难，将一切了结了。她不必再自我折磨，妄想着部队搞错了，她的儿子还活着。我无法忘记一个到委员会作证的母亲的凄惨哭声。她告诉我们她儿子失踪了。她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她不能肯定，但觉得他已经不大可能还活着，因为他音讯全无，也没有什么被流放的传言来打破一直折磨她的沉寂。她从心底里发出请求：“你们难道不能找到他的一块骨头，让我好好地为他的遗骸下葬吗？”反种族主义斗争经受了残酷的考验。特务们总是趁着夜色，绑架被他们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或者解放运动的地下干部，以及尚属合法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头人。然后，他们将人质押到偏远的警察局或农场，酷刑折磨，最后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他们还经常越过南非边境，理直气壮地进入邻国，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劫持他们想要的人，并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置。许多人就这样失踪了，剩下的只有母亲悲伤的哭声。没有委员会，这哭声只能随风飘去，消失在无奈的叹息中。差不多有多人失踪。掌握了大赦申请中的信息之后，我们的调查人员奔赴到全国各个角落调查。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似乎颇为成功地争取到了个别农场主和帮手的合作，把不少人掩埋在鲜为人知的墓地，帮他们掩盖着黑暗的秘密。如果没有那么多寻常白人百姓自愿与国家合作，种族隔离恐怕垮台的时间要早得多。或许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是在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泛滥作出一份贡献。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竟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如此残忍的行动。难怪一些解放运动组织认为，农场主，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农场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民，而是军事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理应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驳斥了这一观点，但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坚持此论。有些农场神秘地掩埋了不止一人，成为了死亡农场。一次，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打开了三个坟墓，以为每个坟中可以找到一具尸体，但实际却是4具，一共12具死尸。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尸体的发掘是在警犬帮助下，由懂得识别地表各种痕迹的专家进行的。病理学家和法医专家帮助我们整理尸骨。许多受害者的家人掘墓时在场。他们一定希望墓是空的，他们还可以指望自己的亲人可能还活着，还能听到他们熟悉而轻快的笑声，看到他们说话时叉着手的样子。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希望，尽管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枉然。否则，我们可能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尸骨挖出来后，这些家庭还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遗骸。值得庆幸的是，警察部门对这些可怕事件都一一记录在案。种族隔离制度销毁了许多罪恶文件，但没来得及全部毁掉，因此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确认死者身份。而死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有时也颇为揪心。当一个墓穴打开后，一个人说：“那是我弟弟。我认得那双鞋，是我给他买的。”谈到记录，我记得委员会工作后期，我们的调查组搜查了很多警察局，提取幸存的档案，并发现了许多恐怖的照片。安全警察似乎经常把其战利品带到这个靠近边境的警察局，上刑，然后杀害受害者。从照片上看，被烧掉的肢体显示他们好像使用了焊枪。要是果真如此，这又是怎样的惨死啊！施刑者如何能忍受那恶臭和惨叫？他们或许想用照片恐吓其他受害者。看到这些照片，我几乎支撑不住。那些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一定异常冷酷。我们的小组打开了多处坟墓。领导夸祖鲁―纳塔尔办事处的委员理查德·莱斯特讲到其中一个墓地时说：至今萦绕我心头，并且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是在夸祖鲁―纳塔尔挖掘的第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费拉·恩德旺德维］的墓，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她遭一个叫安迪·泰勒的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绑架，被带到纳塔尔中部警察分局租用的一个偏远农场。她被赤身裸体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杀害她的人申请了大赦。他们关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说服她做内线。后来他们觉得她已经没用了，就让她跪下，从脑后给了她一枪。他们挖的墓穴很深，但不够长，因此必须将她仰面放进去后，再把她的双腿蜷起来。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看到腰上放着一个蓝色塑料袋。我们问……这是什么。他们说，审讯和受刑时，她用塑料袋遮盖着身体，想要维护一点女性的尊严。对我来说，这不仅说明了杀她的人是怎样的人，也说明了像她这样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又是怎样的人。他们说：“她非常勇敢。”在我们处理的坟墓发掘案中，有50多起案件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将亲人的遗骸安葬。非国大干部的葬礼得到军葬礼遇，并有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出席。所有安葬了亲人的家庭，都对委员会深表谢意。现在他们知道了亲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个了断了。[1]阿斯瓦特博士是索韦托的一位医生，斯登皮埃死后几星期，阿斯瓦特在一次手术中被杀。据说他是在治疗了这位受伤的男孩之后被谋杀的。第九章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居然答应接受主持这个特殊委员会的工作。每当我意识到委员会中各种关系远没有到达理想状态的时候，就忍不住暗自气馁。我已经指出，我们能在性别、种族、政治派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职业和主张等诸方面，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一件大好事。但委员会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可以相互信任、协商一致的团体。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开辟自己的小地盘，确保自己不被忽视，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进行团队建设的话，这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我们面对着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且必须立即动手为我们承担的非同小可的任务搭建基础设施。这种争权斗势，令人头疼得要发狂。当然，大部分同事都工作得非常勤奋。其中有一位对委员会的目标尽心尽职，甚至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了《报告》，她自己的任期也已经结束后，还自愿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委员会未及处理的问题。由于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大家都神经紧张，时有摩擦。我们都能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程度，作为一个比建立之初更为团结的群体完成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我们活像一群神经质的歌剧女主角，动辄就会为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的事而感到不快。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种族隔离的打击，都带着这样那样的创伤。这个邪恶制度所伤害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受到过种族隔离不同形式的伤害。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后，我和其他人才意识到这一点。更准确地讲，这一意识如同一记重锤把我们打醒。无论是支持者、罪犯、受害者，还是这一罪恶制度的反对者，我们的人性都受到了触动。没有种族隔离，我们所有南非人就不会成为我们后来所成为的整体。那些曾享有特权的人对一切越来越漠然和无情，越来越失去人性，因而也越来越不成其为人。他们失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构造，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其道德法则，不然就要付出代价。其中的法则之一，就是我们被《圣经》中所说的“生命之束”（thebundleoflife）绑在了一起。我们的人性和其他人的缠绕在一起。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所归属。我们为群体、为归属、为家庭而生，并生活在微妙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的确，“人独居不好”[1]，因为任何人独处都无法保持人性。无论情愿与否，我们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是可贵的生命。这不以人种、性别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地位为转移。每个人不仅应当得到尊重，而且应当作为上帝形象的化身受到敬仰。如果以任何不及于此的方式对待他人，就不仅仅是邪恶的、痛苦的，而且简直就是亵渎神灵，因为这等于向上帝的脸上啐唾沫。如果这样做，就不能逃脱违反宇宙法则的后果。正如彼得·斯多利主教在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上尖锐指出的那样，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可能成为自己最为痛恨的那种人。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常常变得像他们所反对的人那样残忍、堕落。受害者往往主观上接受了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定位，甚至开始认为自己大概就是其主子告诉他们的那种人。因而，他们也常常会认为值得为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而奋斗。由于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作怪，受害者的内心形成极为负面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侵蚀着自爱和自信，蚕食着他们的自我。这也是美国黑人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祸根。社会制度让人们充满自我仇恨，并使他们朝这个目标迈进。他们恨自己，并通过毁掉那些他们学会憎恨的类似这一自我的人而毁掉自己。不公正，特别是种族不公的最为亵渎神灵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可以让上帝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南非成了受伤者之间的战场——他们或是身体遭受重创，或是心灵饱经摧残。或许那些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伤害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怜悯的人。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受到创伤的人民愈合伤痛。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贫穷、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们带着自身的负担而来。我们同样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它为南非定了性，让她自我杀戮，向自己开战，让她成了世界的弃儿。所幸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看着我们胡来而袖手旁观，而是为我们祈祷、爱我们，为我们感到震惊、抵制我们、制裁我们，直到年4月21日出现举世瞩目的奇迹时，又继续支持我们。我不是太聪明。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一起步就迈错了脚，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和推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人。我们都急切地想尽早开展工作，于是我建议让我做主教时的私人助理和秘书，担任我在委员会的私人助理，因为他不仅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读得懂我的手书。此外，我的前新闻秘书担任了新闻总监，因为我们需要和媒体尽快联络。伯莱恩博士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让现任秘书担任他在委员会的秘书。这些任命几乎未经讨论就执行了。当我和伯莱恩博士建议由一个在人权案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白人律师担任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时，却捅了马蜂窝。委员们虽不明说，但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对究竟由谁执掌委员会深感忧虑。是由我运筹帷幄，还是仅仅充当伯莱恩的黑色门脸？他是个坚定的强硬派，“斗争”记录无懈可击，但却可能成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政治斗争中的仇恨对象，被认为是想利用委员会实现个人野心的白人自由派。事情何至如此，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但是，水已经给搅浑了，近两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为我们实际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抱有许多共同的忧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小差错。第一批工作人员上任后，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西开普地区办事处任命的第一批人中，有一个是一位委员会成员的配偶。这种情况本身并非一个大问题，问题出在这位委员是面试小组的成员，而面试她的配偶时，她本应有先见之明，要么回避，要么声明相关利害。地区办事处的大部分同事都对她的原则性毫不怀疑，对她参与面试没有什么异议，不担心她的判断力会因为裙带关系受到影响。但其他同事则不能苟同。正当我们举行东伦敦第一次听证会时，正当我们手头事情繁多的关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这对夫妻的白人身份，更让事情雪上加霜。不过令人费解的是，面试小组还有其他成员，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合格，他们势必会拒绝录用，但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于是，在本应全力以赴利用第一次听证会有效宣传委员会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一心二用。第一次听证的效果以及给媒体和公众留下的印象，对受害者是否愿意前来作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这样的事分心，的确非常不合时宜。我还担心某些媒体无法抵制这类花边消息的诱惑，早就把委员会视为追杀阿非利卡人和非国大打击政敌的工具的人，更会对此热心。委员会中某些人和媒体打交道时非常幼稚，为自己出现在报章、电视上而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忘了应保守法律规定的秘密。我们懊恼地发现，委员会漏得像个筛子。根据法令规定至少应在听证举行前保密的消息，不断被泄露公开，更增加了相互的不信任。我们不知道敏感的材料是否会不合时宜地泄露和公开。我得学会抛球游戏，在空中同时抛接几个球——担当起团队所有成员的领导职责；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特殊的、受到珍视的，并为委员会带来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媒体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消息，防止得罪媒体，影响这个进程。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记者出身的出色的新闻总监，他备受媒体尊重。总体上，我也和报道委员会工作的媒体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很久之前我就决定，在我的公共生涯中，要尽量接近媒体。在斗争的艰难日子里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有限，需要媒体帮助，与种族隔离政府资金雄厚的宣传机器较量。我还决定，最好是采取直截了当、保持透明的策略，这样我有时不得不说“无可奉告”或“稍等片刻”时，记者们会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吐露消息。我们也认识到，抢先把自己的消息发出去实为上策，因为这样常常会削弱后续消息的力量。如果让人首先抓住把柄，不得不申辩解释，那就再狼狈不过了。一旦需要申辩，就等于已经输了这个回合。因此，我尽量避免出现过多的秘密。人人都喜欢权力。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拥有秘密。但如果外面的人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宝贝，拥有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努力防止这种炫耀的诱惑，尽量争取媒体的信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时因走漏了消息而处境尴尬。就这样，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我们本该集中精力进行熬人的听证，现在却担心如何应对媒体就任命委员会一位成员的配偶一事可能提出的尖锐问题。幸而要么消息没有走漏，要么媒体认为和在委员会听到的令人心碎的证词及展示的创伤相比，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表现得镇定自若、成竹在胸，那么我们非得是天才演员，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是涌动的暗流。或许我应该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时光。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静坐着与安详、亲切、慈爱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宁。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通常在办公室或饭店的房间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闻总监及负责保卫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只要在开普敦，我们都会星期五到圣乔治大教堂去。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为我们热诚祈祷，令人无比欣慰。没有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会垮下来，始终伺机破坏的邪恶势力，就可能阻碍愈合一个民族创伤的不凡之举。我们会被分裂和导致失败的势力压倒。我们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与善之源泉的联系，这不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许多人的爱心和 　　万人死亡；· 　　万难民；·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万颗地雷。年以来，在耗资高达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任何军队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敌人，扫除敌方军备。它的存在是为了摧毁和消灭敌人。随着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加剧，军队的矛头日益对内。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来，而是被消灭掉。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南非学生大会的4个人身上，宾波·马迪凯拉、恩辛克·马塔巴尼和范亚娜·恩拉坡3个少年被杀，赞迪斯勒·姆斯受伤。年2月，安全警察引诱他们来到约翰内斯堡以西克鲁格思道谱的一个废弃矿井。申请大赦的警官包括威伦·斯库恩、亚伯拉罕·格罗贝拉、扬·克埃兹和克里斯蒂安·罗利奇。他们告诉委员会，一个保安说学生们想得到武器并训练，然后杀死准尉警官姆克斯。克埃兹认为，与其逮捕这些激进分子，不如杀了他们。现场布置得好像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听证会上，我们问申请人是否知道这些少年的年龄，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还考虑了其他杀害方式。罪犯们由一个高级警官指挥，是一个准将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因为依法处理嫌疑犯非常困难：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或计划颠覆活动，谈何容易。不，那样做太费时间，与其逮捕不如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0年代的会议纪要中，充满了“压制”、“消灭”之类的字眼，而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却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执行命令的人却几乎始终将其理解为杀死、谋害或暗杀。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安全委员会文件和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或议会演说中使用的词汇（阿非利卡语的英语译文引自《报告》）：·　“elimineervyandelikeleiers”（“消灭敌人领袖”）·　“neutraliseer”（“压制”）·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压制造成威胁的人”·　“毁灭恐怖分子”·　“fisiesevernietiging——mense,fasiliteite,fondse,ens.”（“形体上的毁灭——人，设施、基金，等等”）·　“uithaal”（“拔掉”）·　“uitwis”（“扫除”）·　“verwyder”（“除掉/让……失踪”）·　“maak’nplan”（“制订计划”）·　“metodesanderas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onkonvensionelemetodes”（“非常规方式”）在公开场合，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这类语言：安全部队将狠狠打击他们［非国大］，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打击。我说的话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跨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将不断地侦察。我们将确定目标，把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同道和帮凶碾碎。[4]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为依据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军界和警方的领导人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承认有些词句的确“含糊其辞”，但又申辩说他们没有让其下属去违法。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反驳：“好了，住口吧！”如果他们只想授权监禁、逮捕、禁令或驱逐，那为什么不发出明确无误的命令呢？约翰·范·德梅尔维将军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头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谋杀案申请大赦。他的话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的《报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装部队听证会上陈述的证据：所有［交给安全部队的］授权，都是为了防止非国大/南非共产党达到其革命目标，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队的行为中有违法的成分。而且：如果你跟一个士兵说“消灭敌人”，视情况而定，他很可能理解为杀死。话可能不止一个意思，但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意思。在他作证时，委员会曾给他施加压力：委员会：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诸如“vernietig”、“uitroei”、“uittewis”、“elimineer”［“毁掉”、“铲除”、“扫除”、“消灭”］等字眼，会导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德梅尔维将军：是的，主席先生。我们越是逼近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头目阿尔夫·乌斯图赞告诉我们：“拔掉”、“消灭”这些词从来都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杀掉。有些前内阁成员向我们提出，对下令进行谋杀和破坏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博塔周围的一小撮人。但是，在年德克勒克先生开始谈判后首先为种族隔离表示道歉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雷昂·维塞尔斯先生，则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我进一步认为，我不能利用‘我们原来不知道’这样的政治辩解，因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不想知道。”这些陈述表明，要想坚持说种族隔离政府从未准许暗杀反对派这一立场，是几乎站不住脚的。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有证据显示，自年博塔首先作为总理然后作为总统掌权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反对派。这种罪恶行径从他又延续到其继任者德克勒克。国家开始犯罪，因而很难再被认为是合法政权。据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说，是博塔下令在年8月炸毁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科特索大厦的。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说出道歉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西开普的首席检察官决定以拒绝传票罪传讯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他的案子在乔治城的地方法院开庭后，我们继续谈判，希望达成妥协，争取他到委员会作证。我们提出在附近的饭店进行听证，并可事先将问题提供给他。我们还说他的医生可以在场，必要时我们可以暂停听证，等他身体状况恢复为止。这样的听证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们的律师和博塔先生的律师之间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我们已经尽量迁就，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只有邪恶之徒才会说我们是在纠缠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许多黑人认为我们过分迁就，实行双重标准，对曼德拉夫人是一个样，对许多人认为给他们造成巨大创伤和痛苦的人却百般呵护。过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畅行无阻。谁也不想和他针锋相对。他以为这些规则仍然适用，但时代已经变了。他可以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在舒适的饭店里接受调查，回答事先已经得到的问题。他选择了继续做个顽固不化的老头，但却因此大吃一惊。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这个曾让内阁部长们胆寒的前国家总统，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个黑人法官的审判。这在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公诉方传了几个证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组总部的前头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饰他对政治领袖的蔑视：“我自己和安全部队的其他人……被胆小的政治家特别是国民党里的人出卖了。”他对法庭说，“他们想得到羊羔，但却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杀；他们是胆小鬼。”所有这些都被媒体大加报道。人们担心，博塔先生可能成为右翼分子骚乱和暴力的焦点，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参加庭审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审判加上延迟，共持续了两周时间。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建议，问题一天就能解决。我也被传出庭作证，因为他称我曾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到委员会作证。在他的律师对我进行了两天交叉讯问后，我觉得走下证人席之前，我必须最后一次向他呼吁。我向法庭请求：阁下，我可不可以就说一件事？我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尽管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于各届政府——包括他曾领导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们。我想向他呼吁。我呼吁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机会，说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们的痛苦，本不会下令或授权……我只是说他所领导的政府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人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与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够说出“对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就说这些。他能不能让自己说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呢？这样做意义重大，我呼吁你这样做。谢谢。博塔先生对我的呼吁却只是大发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缓期监禁和罚款，但由于小小的技术问题，监禁被取消了。（我们过于迁就他，发出传票的时间过迟。发传票的那天，我们的授权到期，而曼德拉总统还没有签署新的授权。）政治上、道义上，他都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面对其政策的受害者和执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么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遗憾。他的顽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旧制度的领导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这违背了委员会的意愿。对德克勒克先生于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的富有勇气并具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我已经进行过热烈的赞扬。任何事情都无法抹杀这一重要里程碑。我们本来很可能卷入流血冲突的。如果当时他能够毫无保留地为种族隔离表示歉意，就的确达到了伟大的层次，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记录在南非的史册上。令人悲哀的是，在年至l年的新宪法谈判中，他可能被在年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中赢得的对其政策的支持冲昏了头脑，认为可以通过削弱其主要谈判对手曼德拉而继续掌权。当时，曼德拉已越来越成为他的强劲对手；所谓“黑对黑”的暴力在升级，并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他可以声称安全部队并没有煽动暴力，即便煽动了也是个别“坏蛋”的责任，是个别现象。对此我恐怕难以相信。我无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个内阁部长和两个警察局局长参与的人权暴力事件不过是个别人物的失常之举。我对德克勒克先生并无敌意。在宣布年和平奖得主前夕，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给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颁奖的意见。我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对意见，委员会应该会重新考虑其意图，否则咨询我的意见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会坚决反对。实际上，年到委员会作证时，德克勒克先生为种族隔离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摆出种种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义。如果他能像其前内阁同事、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或雷昂·维塞尔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歉，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他无法看清种族隔离丑恶的本来面目。他是个出色的律师，字斟句酌地护卫着自己的立场，但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宽广胸怀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他在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机构的想法，只能给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受害者伤口上撒盐。但是为了上帝的慈悲……在委员会的机构听证中，可以感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的强大。那么多的白人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受自由和特权，我们对此不应感到震惊。让我们吃惊的，不是许多白人最终接受了沿袭已久的种族主义价值观和态度，并没有真正思考过种族主义政策对其同胞的影响。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那些——我始终认为是为数众多的——没有屈从于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邪恶风气的人们。这些不平凡的人们不仅抵制住了种族主义主流文化的诱惑，而且希望结束这一制度。如果考虑到种族隔离一方集结的各种强大力量，那么善于塑造白人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他们能做到这些就更不一般。我们看到过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控制了每一个机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在教白人以特定的方式思维和行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被程序化了。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我们不能低估条件反射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违反人权的罪犯，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他们及南非白人实施或允许实施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更多地意识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容易受到影响的话，我们的判决或许会多些爱心。这可以使我们的判决少一点武断和鲁莽，为一些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宽容自己的软弱和怯懦。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更情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因而更容易承担责任。这也可能让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让我前行。”换言之，希望是有的。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罪犯——以及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被认识到他们也是人，就算并不坚定，但只要走出自我开脱或拒不认错的模式，说一声“对不起，请宽恕我”，就可以弃恶从善。经历了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个异常振奋的认识：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正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满怀希望。[1]《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牛津大学出版社，年。[2]指质量优劣兼备，源出年Punch杂志所载一位胆小的助理牧师与主教共餐时分得一只坏蛋，却说此蛋也有部分是极好的。——译注[3]《种族隔离恐怖主义：颠覆报告》（ApartheidTerrorism：TheDestabilisationReport），菲利斯·约翰森和大卫·马丁合著，英联邦秘书处、詹姆斯·卡利出版社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4]国防部长马兰将军年2月4日在议会上的讲话。书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