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两种治疗孕期症状的新型药物上市了。一种是反应停（thalidomide），另外一种是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缩写为DES）。这些药物据说对孕妇是安全的，而且确实具有宣称的疗效。然而，回头来看，这两种药物都成了警世醒言，提醒着我们对孕妇使用药物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首先是反应停的故事，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了业内丑闻。反应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东德最先发明出来，年投放市场，用于治疗失眠、缓解焦虑。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它也可以缓解孕吐。女同胞们大喜过望。那个时候，大多数科学家和医生都认为药物不会透过胎盘，所以基本上没人质疑过该药物的使用。既然母亲没事，那么胎儿也应该安然无恙。后来发生的不幸你我都知道了。在～年之间，数以千计的女性使用了反应停。在年的德国，你甚至可以在非处方药的柜台上购买到它们。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依然不清楚有多少位女性使用了这种药物。我们知道的是，万～20万个胎儿一生下来就患有先天残疾，大多数都是四肢发育不良，缺胳膊少腿，并伴有盆骨、眼睛或耳朵畸形。许多残疾是致命的。人们很快就明白了问题的原因，反应停马上被禁用。幸运的是，在美国，弗朗西斯·凯尔茜（FrancisKelsey）作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查专员，鉴于没有证据表明该药物的安全性，始终没有批准它。因此，大多数美国妇女幸免于难——除非她们碰巧从国外获得了反应停。反应停的毒性很大，孩子一出生症状就很明显，因此，一旦许多类似病例集中出现，人们马上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即便如此，禁用这种药物仍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中间夹杂着大量的讨论与质疑——比如，有人怀疑婴儿畸形的原因在于核试验或者其他原因。无论如何，在那些年里，灾祸无情地落在了许多人头上。第二则警示故事涉及的是一种雌激素，叫作己烯雌酚。它是年由牛津大学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研发出的药物。当时的政策规定，公共经费赞助下做出的发现不得用于谋利。因此，这种药物无法被注册专利。结果，所有打算制造己烯雌酚的公司都能够轻易地获得它的配方。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药用于终止产后泌乳、缓解乳房肿胀以及一系列更年期症状。鉴于己烯雌酚没有显著的副作用，医生们从20世纪40年代就兴冲冲地开始用它来治疗孕妇中的一系列疾病，包括预防习惯性流产及缓解孕吐。己烯雌酚问世的时候，医学和医生的权威正广受公众信任。医学期刊的广告里展示的漂亮宝宝，皮肤光滑，耳聪目明，面带微笑，暗示着他们良好的健康是缘于己烯雌酚的作用。许多医生们发现这个潮流如此汹涌，无法拒之门外，不仅身边有许多同事都在使用它，卓有声望的大型医药公司也都在推销它。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大概有超过万的孕妇使用了己烯雌酚。不幸的是，对这种药物的信仰背后并没有真正的科学支持，它的流行纯粹是营销策略的成功。年，一项细致的临床试验发表在了《美国妇产科学报》，它表明己烯雌酚对胎儿并没有宣称的那些益处。渐渐地，医学教科书里都开始说它没有什么效果。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好些年里，仍有孕妇使用己烯雌酚。虽然医学文献建议不再使用该药物，但是医生养成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会发生改变。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惯性、习俗、同行压力往往会主导我们。不过，即使它没有益处，也没有人料想到它竟有害处。情况转折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年。波士顿的医生发表了一项研究，事关一种非常罕见的癌症，叫作阴道透明细胞癌。阴道癌多见于年长的女性，但是这种透明细胞癌却都发生在青少年女性身上。接下来的研究发现，在8位患者的母亲之中，有7位曾经在怀孕期间使用过己烯雌酚。也就是说，当这些年轻女性尚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己烯雌酚了，但是后果要到14～22年之后才开始显现。接着，更多的案例陆续出现。我们现在知道，胚胎期间接触己烯雌酚会使罹患这些癌症的概率提高40倍。明德初心注：一个药物的后果在14~22年后才开始显现，而在这期间，肯定已经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只不过在时代的浪潮中，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是此药的问题，或者说在商业的推进下，真相被掩盖、欺瞒。即使一部分具有独立思考的人知道了是此药的问题，终究是势单力薄，难以扭转所谓的“大流”，所以，任何时候，都缺少具有独立思考的人，知识与智慧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这些都是罕见的癌症，但是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年，由国立癌症研究院的罗伯特·胡佛博士（Dr.RobertHoover）领衔的团队研究了孕期使用己烯雌酚在后代女性中的累积风险。结果发现，与母亲未使用己烯雌酚的女性相比，胎儿时期接触己烯雌酚会导致女性不孕的概率增加一倍（从15.5%上升到33.3%）。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无法生育的可能性更高。胎儿时期接触己烯雌酚同样会导致女性妊娠中期流产的可能性提高（从1.7%上升到16.4%）、早产以及衍生性问题，比如早期乳腺癌。在使用过己烯雌酚的孕妇生育的男孩中，患病风险同样有所增加，包括生殖道问题，比如出现囊肿，以及睾丸滞留在腹部。明德初心注：在临床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医生是否能有这个问这种药物史的意识，以及明确了之后，我们又该怎样解决这样的具有时代性的“药病”，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免受这种遭遇。有微弱的证据暗示着在服用了己烯雌酚的女性的孙子辈中也有着类似的后果。这些可怕的健康问题之前没有检测出来，是因为己烯雌酚不像反应停那样，恶果出现得那么迅速，而是被延搁了数十年。此外，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很多，必须得有人想到“己烯雌酚的累积会对人体带来危害”，并仔细地为此寻找证据，才能观测到导致这些问题的累积风险。现在，这一切已经昭然若揭。明德初心注：时间太久，代价实在太大，或许很多人都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然而恰恰是这种事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进行。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足以振聋发聩。★★★这个道理我们中的许多人从父母那里很早就学到了：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安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孕妇服用己烯雌酚或者反应停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今天，剖宫产及孕期服用抗生素也同样稀松平常。这些行为发生的范围之广，前所未见。在整个动物界，母体在分娩的时候都会将微生物传递给后代：尽管不同的蝌蚪生活在同一个池塘、有着同样的微生物背景，它们都从自己的母亲那里获得了特定的皮肤细菌；母鸡的直肠附近有一个满是细菌的袋状结构，新生的鸡蛋在从母鸡的泄殖腔排出时，就在那里接种上了微生物；数千年来，哺乳动物的胎儿在通过母亲的产道时获得了最初的微生物群系。通过这种方式继承的微生物对于人类胎儿的健康至关重要，但是今天它们正面临危险。明德初心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过去的年里，分娩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毫无疑问，现代分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医院配备了各种急救设施，于是过去会危及母子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如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过，伴随着巨大的进步而来的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危险。对于后者，我们才刚刚开始有所察觉。高比例的剖宫产、对孕妇与新生儿滥用抗生素，这些正在改变着多年以来由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微生物种类。微生物在怀孕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隐秘的作用。比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孕妇增加的体重超过了胎儿与胎盘重量的总和？答案就在于细菌。母亲的血液透过胎盘为胎儿提供营养、氧气和某些抗体，而胎儿的排泄物和二氧化碳通过血液运送回母亲体内得到清除。目前，据我们所知，正常情况下子宫里是没有细菌的。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虽然现在这一则医学信条也开始遭到质疑。明德初心注：所以所谓的实验室的无菌动物就真实存在吗？我们的正在进行的各种科学实验，科学模型，就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符合标准吗？我们以此得到的实验结果真的靠谱吗？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早期的某些感染，比如风疹（rubella）或者梅毒（syphilis）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随着胚胎生长，母亲的乳房与子宫都开始增大。与此同时，在肉眼看不见的肠道，微生物也开始骚动。在妊娠的头三个月，一些细菌开始大量繁殖，而另外一些则日益减少。到了妊娠的最后三个月，胎儿出生之前，肠道微生物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涉及几十种特定的微生物的特定转变。对数十位女性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组成变化的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个模式暗示着这些微生物要完成一些重大的事情，似乎它们是身体里为了促进怀孕和保证分娩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的一部分。几年前，路得·利（Dr.RuthLey），一位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年轻科学家，初为人母，决定在她的实验室里从微生物的角度研究怀孕过程。怀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生物学问题在于母亲要供养两个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动员其体内的能量，并在她与胎儿之间合理地分配它们。路得·利的假说是母亲的肠道微生物可能重新组织了她的代谢过程，使其向胎儿倾斜。路得·利的研究团队使用无菌小鼠来研究肠道微生物在怀孕中发挥的作用。这些小鼠在无菌环境下出生、长大，为实验人员展开实验提供了一个干净的实验背景：小鼠不含任何细菌，而且，就我们所能检测的能力而言，也不含任何病毒或者其他类型的微生物。它们生活在用塑料膜分隔出来的无菌空间里。不过，科学家可以引入特定的细菌来结束无菌状态，可以一次性“移植”一种细菌或者多种细菌，甚至可以“移植”另一只小鼠或者一个人的整个肠道菌群。之前，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了人类的微生物可以在小鼠体内“安家”，而且这些小鼠也会接受这些“外来户”。接受了移植细菌的小鼠在一定意义上是“杂合体”，它们既有小鼠的身体与基因，又有大量来自人类的微生物的基因。路得·利想要了解的是，如果把孕妇结肠内的微生物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将会发生什么。她的研究小组选取了两类微生物进行移植实验：妊娠初期与妊娠末期孕妇粪样里的微生物。接种了这些微生物之后，她开始观察这些小鼠的长势。两周之后，差异变得明显——接种了妊娠末期孕妇微生物的小鼠增重更多，且血糖浓度更高。如果推广到人体里，这个实验暗示着，孕妇的许多生理或病理特征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肠道微生物的控制。这一特性在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它对孕妇和微生物本身都是有好处的。在人类历史中的绝大多数阶段，食物都很短缺，孕妇的微生物可以调整它们的代谢过程从而从食物里捕获更多的能量。这样，微生物增加了孕妇留下后代的概率，而且新生儿也将为微生物提供新的居住地。因此，微生物组成上的改变促进了孕期的肥胖以及血糖含量的升高。怀孕期间普遍发生的这类现象是有道理的——母亲储备的能量越多，她们后代存活下来的概率就越大。不过，这个过程的一个后果是有些孕妇患了妊娠糖尿病。她们承受不住增加的体重，身体发生了紊乱。大多数时候，这一病情都比较缓和，并且在分娩后的数周之内就能自行恢复。然而，在少数特别不幸的情况下，糖尿病会非常严重。★路得·利的研究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调控孕妇体内的肠道微生物来优化能量储备的过程，从而缓解妊娠糖尿病。明德初心注：对于“糖尿病”这个“病”，还需要重新思考，比如就我们最常见最以为理所当然的血糖的测量、取血的部位、仪器是否真的准确？、血糖范围是否可靠？、不同人种、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地区，难道都是一个标准？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所谓的“降血糖”或者说“维持血糖正常”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盲目的操作不仅没好处，反而有害处。当然这个“害处”就像前面讲的，或许问题已经出现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是它的问题，或许已经意识到却无力扭转当下的局面。比如，我们可以恢复孕妇妊娠前期的微生物，或者引入健康孕妇体内的微生物，还可以让孕妇摄入益生元，通过定制的食物来调节每个孕妇体内的微生物组成。如何使怀孕更加安全？这些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敞开了无数新的可能性。★随着孕妇肠道内的微生物储存能量，她们阴道内的微生物种群也开始发生变化。它们同样也在为分娩做准备。如前所述，生育期女性的阴道里充满了乳酸杆菌，正是它们使得阴道腔呈酸性。这种环境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屏障，可以抵御那些对酸性敏感的细菌。乳酸杆菌同样演化出了有效的分子武器，可以抑制甚至消灭其他细菌。在怀孕期间，孕妇体内的乳酸杆菌生长旺盛，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的微生物或者潜在的入侵者都挤了出去。它们在准备着一件大事——分娩——这一刻将在怀孕的第38周或第39周来临。我们并不清楚该过程的诱因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提前”两周，而有人会“推迟”一周。我的推测是这个过程也同样有微生物的参与。母亲的羊水一旦破裂，就会经过阴道流到大腿，并将细菌散布到她的周身。这股饱含着乳酸杆菌的激流迅速漫过母亲的皮肤。与此同时，胎儿还在子宫内等待出生。随着分娩的进行，宫缩逐渐加剧，子宫颈充分扩张，为胎儿降生做准备。最后，一股包含着肾上腺素与催产素的“激素洪峰”涌过母亲与新生儿，婴儿出生了。无论分娩快慢，胎儿一出生马上就接触到阴道里的乳酸杆菌。当胎儿通过阴道的时候，后者就像一只富有弹性的手掌，紧紧地包裹住婴儿柔软的身体，抚摸过每一寸肌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细菌转移发生了。婴儿的皮肤就像海绵，吸收了它周围的乳酸杆菌。胎儿的脑袋朝下，而且面对着母亲的背部，恰好贴合着产道。婴儿吸入的第一口汁液包含了母亲阴道里的微生物，也不排除有一定的肠道微生物。天然的分娩并不是一个无菌的过程，但是它从来都是这种状态——从我们最早的哺乳动物祖先算起，至少万年了。一旦出生，婴儿就本能地寻找母亲的乳头开始吮吸。于是，婴儿嘴上的大量乳酸杆菌就混着第一口母乳进入了体内。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互动了——乳酸杆菌和其他产乳酸菌可以分解乳糖——母乳里的主要糖分，并提供能量。婴儿的第一口食物是母亲的初乳，与之后的普通母乳不同，它富含抗体，可以保护婴儿。这一系列恰到好处的组合，涉及了阴道、婴儿、口腔、乳头、母乳，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新生儿肠道内的第一批微生物可以帮助胎儿消化母乳。这些微生物同样可以合成它们自己的抗生素，从而抑制其他竞争性的或者更危险的微生物在新生儿的肠道寄居。母亲阴道内的乳酸杆菌在怀孕期间大量繁殖，并成为进入婴儿无菌肠道的第一批住户，它们为随后到来的微生物种群奠定了基础。婴儿现在具备了必需的条件，可以离开母体独立生活了。明德初心注：自然所形成的顺序或流程，需要我们细致的观察与反复的思考、实践、实验论证。没有人能具有与自然同样的巧夺天工，若勉强说有的话，那只能是“顺其自然”。几天之后到来的母乳为新生儿提供了更多的益处。它包含了婴儿不能消化的寡糖类物质。为什么母乳里竟含有婴儿不能直接利用的高能量物质？原因还是在于微生物。寡糖类物质可以被特殊的微生物利用，比如婴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infantis），它是健康婴儿体内的另外一种重要细菌。母乳的组成正是为了筛选特定的细菌，并给它们一定的先行优势，从而可以竞争过其他细菌。母乳里也包含了尿素。这本是尿液中的一种主要代谢废物，对婴儿是有毒的，不过它同样可以用于筛选特定的细菌。细菌可以利用尿素作为氮源合成自己的蛋白质，而不必直接与婴儿竞争氮源。母亲体内的废物都可以用来促进对婴儿有益的细菌生长。大自然之机巧，怎不令人赞叹！虽然婴儿降生之后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细菌，但并不是随便哪种微生物都能在人体内栖居的。在亿万年绵延不息的演化之中，大自然选择了那些有益的细菌，它们为发育中的婴儿提供了最关键的代谢功能，并滋养了婴儿肠道内壁的细胞。这些有益细菌的大量繁殖也让那些有害细菌无处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母亲皮肤上的细菌也在忙着占领她的孩子，每一次亲吻都引入了她口腔里的细菌。很久以前，母亲曾经把她们的孩子舔舐干净，许多动物直到今天依然在这么做，这有利于将它们的微生物传播到下一代身上。但是今天，当孩子出生之后，每一个人都忙活着把胎儿洗干净，洗去从母体里带来的包被。这层包被，由胎儿皮肤分泌的婴儿皮脂组成，包含了数百种有用的成分，包括抑制特定危险细菌的蛋白质。医院的护理人员都忙活着把婴儿洗干净，好抱给父母及摄影师看，这层皮脂往往都被洗掉了。在亿万年的演化中可能发挥着保护作用的天然皮脂被洗掉了，医院的护理人员是在“护理”婴儿吗？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研究，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些皮脂会吸引对我们有益的特定细菌，并阻隔潜在的病原体。第一批进入婴儿体内的细菌开启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为后续微生物的到来搭建好了舞台，逐渐显现出成人体内微生物群系的模样。它们激活婴儿体内的一些基因，并为未来的微生物群系构建好了微环境。它们的存在对肠道而言属于外来刺激，从而帮助了免疫的发育。我们出生就具备的先天性免疫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了一系列蛋白质、细胞、去垢剂（detergents）、细胞连接，它们可以识别出许多不同种类微生物共有的分子结构，从而保护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只有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区别“我”与“非我”。我们幼年时期接触的微生物正是“指导”这一过程的第一任老师，“教会”了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危险。慢慢地，婴儿获得了更多的微生物——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渐趋复杂的饮食，一部分来自于周围渐趋复杂的人群：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再往后，还有其他的亲戚、邻居、同学、朋友和其他陌生人。最终，这个过程越来越无序，接触到的微生物不同，留下来的微生物也不同。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到了3岁，每个孩子都已经奠定了自己独特微生物群系的基础。在我看来，这非常了不起。明德初心注：又是一个可以印证“三岁看到老”的点。3这个数字究竟有何神奇之处，为什么是3，不是4或者其他。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就自发地组织成了一个可以支持生命的系统，而且复杂性与成人的微生物群系不相上下。这个过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过。最初这3年里，新入住的微生物最富于变化，这也正是婴儿在代谢、免疫、神经方面快速发育的时期。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人生后续的过程，包括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阶段都奠定了良好的生物学基础——除非某些外在因素扰乱了它们。剖宫产对母婴之间微生物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目前人们对此依然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在剖宫产的过程中，孩子通过手术从子宫里被直接取出，没有通过母亲的产道，也没有获得乳酸杆菌。这套手段最初发明于罗马时期，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牺牲母亲来挽救孩子。今天，剖宫产非常安全，在医院里它们基本上总是由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操作。一旦母亲或婴儿因任何原因出现生命危险，医生就开始实施紧急剖宫产。常见的原因包括产程延长、分娩失败、胎儿宫内窒息、羊膜囊破裂或脐带断裂、产妇高血压、臀位胎位异常，甚至包括婴儿个头太大预计分娩困难。在有些人群里，这种紧急剖宫产的比例高达20%，而在瑞典的一些更传统的人群里，这个比例只有4%。剖宫产如此安全，以至于目前许多女性其实是出于各种原因主动选择了它。原因之一是减轻或者避免分娩的痛苦，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由于个人或者文化上的原因，有些女性对分娩格外恐惧，既然有一个安全。的替代方案，何乐而不为？成百万的女性因此选择剖宫产。另外，有些以事业为重的女性因为工作日程的安排而选择剖宫产；有些女性是为了腾出时间来参加一个重要的婚礼或毕业典礼，或者只有选择剖宫产才可以预约到她们指定的产科医生。医生同样影响了孕妇的选择。有些医生非常谨慎，只要看到一丁点胎儿窒息的迹象或者怀疑母亲有任何风险，就采取紧急剖宫产。比如，当胎儿的胎位异常，自然分娩可能会很危险，然而，大多数处于臀位的胎儿在分娩开始不久就会自己将姿势调整成正常的头位。此外，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剖宫产比等候自然分娩更省时省力；医院来说，进行剖宫产手术比自然分娩盈利更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剖宫产的比例从年的不到20%增长到了年的33%，增长率几乎达到了50%。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到年，每年约有一半的婴儿（相当于每年万）将通过剖宫产出生。在世界范围内，剖宫产的比例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巴西，超过46%的孩子通过剖宫产出生；在意大利，这个比例是38%，尤其是在剖宫产的起源地罗马，这个比例高达80%；北欧诸国一向以他们的医学谨慎而自豪，剖宫产的比例不到17%，而荷兰的比例只有13%。为什么差异如此巨大？分娩行为本身在世界各地并无区别，唯一的解释在于风俗习惯的不同。如今罗马的女性往往选择在正值事业繁忙期的三十多岁怀孕生子，而且通常只要一个孩子。她们之中选择剖宫产的比例是意大利其他女性的两倍，这暗示着剖宫产在某些地区的流行并非由于该地区女性的生理构造有所不同。也许会有人反问，那又怎么样呢？剖宫产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只是多花点钱，就能让产妇更舒服、医生更省事，那么何乐而不为？可是问题在于，剖宫产的成本不仅仅是多花点钱，它还有生物学的代价——它会影响到婴儿。几年之前，我的妻子格洛丽亚（Gloria）在委内瑞拉的亚马孙纳斯州首府阿亚库乔港滞留了几周。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那里进行营养与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而且经官方批准可以对居住在那边的印第安人进行微生物采样。她一直在等候着进入丛林，好从一个新近发现的印第安人村落里采集微生物，但是事不凑巧，安排给她们医疗小组的直升机被取消了。于是，为了不浪费时间，医院，医院里就地取材寻找研究机会。她的目光转向了妇产科：自然分娩出生的婴儿与剖宫产出生的婴儿相比，他们身上的微生物会有差别吗？当时还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研究。9位年龄从21～33岁不等的孕妇与她们的10位新生儿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4位母亲是自然分娩，另外5位按她们本来的计划进行了剖宫产。格洛丽亚对每位母亲的皮肤、口腔、阴道微生物在分娩前1小时进行了取样。通过DNA测序，她发现不同女性的同样身体位点上有着大体相当的主要细菌种类和组成。在婴儿出生之后的15分钟内，她也对每个婴儿的皮肤、口腔、鼻子进行了采样；24小时之后，她还收集了他们的第一次便样，即所谓的“胎粪”。虽然所有的母亲体表和体内各处在分娩之前都生活着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菌，但是自然分娩的母亲流出的羊水会冲刷她们的皮肤，使得孩子降生的环境里满是乳酸杆菌。最重要的是，不同分娩方式降生的婴儿体现出了不同的模式：自然分娩出生的婴儿，其口腔、皮肤、胎粪里充满了母亲的阴道细菌，包括乳酸杆菌、普雷沃斯菌（prevotella）、纤毛菌属（Sneathia）；剖宫产出生的婴儿身上的细菌群系则以葡萄球菌、白喉棒状杆菌、丙酸杆菌为主。换句话说，后者身上的奠基微生物（foundingmicrobes）与母亲阴道内的微生物毫无关系。无论是在口腔、皮肤还是肠道里，他们身上的奠基微生物都更像是护士及医生皮肤上、医院床单上或者外科手术室的空气里的细菌。他们没能获得来自母亲的乳酸杆菌。那些细菌花俏的名字并无法遮蔽这个事实——剖宫产出生的婴儿最开始获得的并非那些在数十万年甚至更久的人类演化中选择出来的微生物。格洛丽亚研究的是新生婴儿，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研究者那里了解到，在婴儿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月里，随着他们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大，自然分娩或剖宫产出生的孩子的微生物群系趋于一致，早期的区别渐渐消失。一个原因可能是每个人早晚都会接触到在身体里发挥着类似功能的微生物。但是也有可能，出生时这些起始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在新生儿时期，婴儿体内的细胞迅速发育，如果第一批微生物居民为这些发育过程提供了关键的信号，那么缺失了这些微生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婴儿体内获得微生物群系的另外一个威胁来自于母亲摄入的抗生素。在反应停事件之后，医学界对于孕妇用药格外谨慎。这是否意味着推荐给孕妇使用的抗生素就是安全的呢？它们对谁安全，是母亲还是胎儿？大多数医生认为青霉素类药物是安全的，包括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和安美汀（Augmentin），它们往往用于治疗怀孕期间的各种轻度感染——咳嗽、嗓子疼、尿道感染，等等。有时候，即使医生认为孕妇患的是病毒感染，“为了安全起见”（鉴于她们有轻微的可能感染的是细菌），也依然会开些抗生素。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抗生素对母亲体内所有部位的细菌都有影响，它会抑制易感细菌、筛选耐药细菌。孕妇服药的时间越接近分娩，新生儿微生物群系受的影响就越大。然后是分娩本身。产妇往往都摄入抗生素以抵御剖宫产之后的感染，或者预防B群链球菌的感染。在今天的美国，大约40%的女性在分娩期间接受过抗生素注射，这意味着大约40%的新生儿在获得奠基微生物的同时也接触了抗生素。30年前，2%剖宫产的女性在手术之后会被感染。这令人无法接受。因此今天所有的妇女在第一次剖宫产之前都接受抗生素注射以防万一。在新生儿身上，抗生素同样用于预防B群链球菌感染。这种细菌生活在肠道、口腔、皮肤，有时候也出现在阴道，但是很少给母亲带来麻烦。其实，链球菌是人体里发现的最常见的细菌类型之一。在美国，约1/4～1/3的孕妇携带有B群链球菌。但是有时候，B群链球菌对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的新生儿来说是致命的。虽然这样的感染并不常见，但是医护人员推荐所有的孕妇在分娩前都做这项检查。如果结果是阳性，他们会让孕妇在临近分娩之前打一针青霉素或者有类似效果的抗生素。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抗生素的作用范围广泛，并不专一，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当抗生素消灭B群链霉素的时候，它同样影响了其他对我们有益的细菌，消灭了易感细菌，筛选了耐药细菌。这种做法改变了母亲身体各处的微生物组成，而且这一切都刚好发生在代际转移即将发生的时刻。婴儿受到的影响同样无法预料。任何进入胚胎血液或者母亲乳汁里的抗生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婴儿体内微生物的组成。一个刚生下来血液里就流淌着青霉素、肠道里就含有耐药细菌的婴儿，与那些不含药物或者不含耐药细菌的婴儿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在于抗生素影响了发育中的微生物组，但是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个过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抗生素抑制了某些类群的细菌，促进了另外一些类群的细菌。无论这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现象，还是一个累积效应的开始，我们目前都不得而知。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总而言之，在美国，每年都有超过万的孕妇检测出了B群链球菌，而且这些人都将在分娩期间接受静脉注射青霉素，以避免胎儿受到B群链球菌感染。但是，实际上，每个婴儿中只有1个从携带着B群链球菌的母亲那里获得该细菌。为了避免1个孩子，我们连累了其他位孩子。一定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青霉素除了偶尔引起过敏，似乎没有其他明显的副作用。如果真是这样，大规模的滥用似乎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会影响婴儿的代谢、免疫乃至智力方面的发育呢？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会看到，根据我的实验室与其他一些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这些忧虑并非毫无根据。另一项重要的考量在于，尽管今天的婴儿出生时患有B群链球菌感染的概率越来越少，但是其他细菌感染的概率却在不断增加。通过消灭或者抑制某些细菌，青霉素也在筛选着耐药细菌，比如某些毒性大肠埃希菌，它们本身就可以感染新生儿。为了避免少数严重的新生儿感染，我们每年连累了万名母亲接受青霉素，而且净收益可能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大。最近，与一位同事的对话也令我非常震惊。虽然检测结果表明他的妻子并不携带B群链球菌，但是医生仍然建议她接受高剂量的青霉素（以免他们“遗漏”了什么）。幸运的是，她拒绝了。许多女性在另外一个场合下也接受了抗生素，这就是会阴切开术。这个手术通过剪开会阴来预防胎儿头部露出产道时造成会阴撕裂和大出血。20多年前，约有一半的美国女性在分娩时接受该手术。如今，由于习俗的改变，这个比例降到了1/3。但是在拉丁美洲，9/10的女性在第一次自然分娩的时候仍然会接受这些手术。这个比例因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医生的建议而异。但是，大多数母亲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分娩的时候她们接受了抗生素——医生没有告诉过她们，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过。最后，婴儿也会直接接触到抗生素。大多数父母都没有意识到，时至今日，美国的新生儿一出生就摄入了抗生素，这是为了避免儿童眼部感染。多年之前，当还没有抗生素的时候，患了淋病的女性无法清除病原体，但她们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疾病的症状，这些状况只有当她们的孩子患上一种可怕的眼部感染后才会被发现。当婴儿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沾上了这些细菌。这种叫做淋球菌性眼炎的眼部感染有时会非常严重，有些婴儿甚至会因此失明。在过去多年里，人们都使用眼药水来预防这种感染，最初用的都是硝酸银，最近开始使用抗生素。尽管广谱抗生素的抗菌效果主要限于眼部，但它却会被血液吸收并散布到新生儿的身体各处。虽然它的剂量很低，但是这一时机却非常关键——此时正值婴儿体内的微生物群系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即使是低剂量的抗生素也有可能影响奠基微生物群系的组成。我的实验室正致力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来衡量抗生素对微生物群系的干扰程度。因此，尽管严重的疾病非常罕见，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多万名婴儿都在接受着抗生素治疗。我们可以并且应当用更好的方法来筛选出真正需要抗生素治疗的婴儿，这样的婴儿在每年的几百万新生儿中也许只有几百人。在瑞典，新生儿不必接受硝酸银或者抗生素眼药水的治疗，但瑞典的感染率并未因此上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循的先例来更加细致地评估风险与收益。然而，目前我们采取的方案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一方案默认的前提是：抗生素的使用基本上没有生物学代价。可是，如果这是有代价的呢？明德初心注：所谓的“天变了”，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古时候复杂的多。如何应对呢？或许只有“明明德，守初心”、“自由之学术，独立之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本文摘自《消失的微生物》，明德初心仅作为学术分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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